恩宠的垄断与反垄断：赎罪券争议中的教会权威与个体救赎

今天谈到赎罪券，我们会认为这纯粹就是一场骗局，是教皇用来骗取钱财的手段。但是如果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持有这种看法。我们都知道中世纪经院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纳，他的神学体系严密而庞大，简直无所不包。中世纪的经院神学体系是严密而完整的，这也包括赎罪券的神学根据和论证在内。

赎罪券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只要花钱就能赦免自己的罪，最终升入天堂，免除地狱的痛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争相购买，为赎罪券狂热了。

黑格尔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们要理解赎罪的存在逻辑，就要在神学上找到它的合理性说辞。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之后，这引起了教皇的不满，于是在1518年2月，教会派出自己的代表道明会会长卡耶坦，赴奥格斯堡企图说服马丁路德收回自己的观念。这次奥格斯堡会议围绕赎罪券的问题，产生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我们从他们的辩论中，可以了解到赎罪券的神学和教会法法理基础。

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赎罪券的有效性。当然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有效性和有效性的来源。

赎罪券并不是能赦免所有的罪，而是赦免特定的罪。天主教圣事赦免一些罪，但是还有一些罪需要信徒自己的补赎，也就是信徒通过一定的善功来豁免自己的罪。就像一个人闯了红灯，就要举着红旗指挥交通一样。赎罪券所针对的就是这个补赎的罪。那么为什么教会能赦免这个补赎的罪呢？它的效力从何而来呢？

这里我引入一个比喻的说法，叫补赎余额。什么是补赎呢？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犯罪的消极补偿。比如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会给受害者带来损失，这包括身体、精神和经济的损失。这个施暴者因为伤害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监禁两年的惩罚，同时他还需要拿出金钱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那么这个经济补偿就类似补赎。

圣人在补赎自己的罪时，他们补赎得过多了，远远大于自己的罪所应得的惩罚。就像上面的那个施暴者本来要赔偿两万元，但是他却赔偿了四万元。那么这多出来的余额，就可以存在一个地方。将来施暴者的一个亲属犯罪了 ，就可以拿这个余额来补偿。那么圣人呢，同样他们的补赎也是远远超过他们的罪所需要的补赎，这多出来的补赎就是余额。这个补赎余额储存起来就变成了“教会功绩宝库”。

赎罪券的赦免功能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赎罪券的补赎来自“教会功绩宝库”，是从圣徒的补赎余额中支取的。

问题又来了，圣徒凭什么就高人一等呢？他们就能依靠自己的补赎来获得赎罪？卡耶坦认为，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讲，圣人可以获得最终的救赎，因为他们不再是依靠自己来完成自己的救赎，而是依靠圣灵的完全带领。这是上帝恩宠的结果。

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教会有权力发行能赎罪的赎罪券呢？卡耶坦认为这是耶稣给予彼得特权，这个特权直接来自耶稣，然后教皇继承了这个特权。教皇的权威直接来自耶稣，因此他的特权也远超世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范围。

他们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在救赎中，究竟是信心有效还是忏悔圣事有效。马丁路德，认为在信徒的得救过程中，信心是最重要的，自己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蒙赦免，即使他悔改不那么痛心疾首，也能蒙救赎。

但是卡耶坦不这么看，他把信心分成注入的信心和习得的信心。注入的信心就是上帝把恩宠注入生命中。这是从普遍的层面而言，每个人都有注入的信心，这是上帝的公正。但是注入的信心并不能保证有些具体的罪被赦免。而习得的信心，则是个人的努力，因为人本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个人努力更不能保证自己的罪完全被赦免。因此单凭着信心不能保证自己被救赎。

从他们的辩论焦点中，我们能感受到，路德从个人和上帝的关系角度叙述，而卡耶坦则是从教皇的权威角度叙述。卡耶坦看来，教会是上帝恩宠的分发者。上帝把恩宠给了教皇和教会，教会有权力和资格来分配这个恩宠。赎罪券只是分配恩宠的一种方式。

马丁路德试图用教会法的法理来反驳教皇对上帝恩宠的垄断，教皇的权力是在教会法的规范之内，而不能逾越。但是在教会看来，教皇的权力来自耶稣的授权，世界上没有任何标准和规范可以限制，他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王权。

从他们的争论我们也能看到启蒙运动的先声。启蒙运动就是把独立思考和理性还给个人，而不是让凌驾于个体之上，垄断所有权力的存在继续统治个体。

赎罪券有着严密的逻辑，但是这种逻辑的基础却是教皇从上帝那里借来的。他甚至凌驾于上帝之上，让上帝为自己的理论背锅，上帝成为他们的仆人。信仰是信徒个体与上帝的关系，除了耶稣和圣灵之外，谁也做不得这个中介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