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逝世120周年宣教大会（三）：效法先贤，薪火传承

为纪念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逝世120周年，普世华宣中心在7月25至27日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宣教大会。

宣教大会以线上方式进行，第三晚有800多人同时在线收听。分享嘉宾是普世华宣创办人、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刘主生老师，主题是效法先贤，薪火传承，身份觉醒，进入命定。

刘老师首先介绍了他的恩师赵天恩牧师的“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接着围绕戴德生及其影响的慕勒、司布真、剑桥七杰等先贤的故事，和戴氏六代后人的宣教事迹，结合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和一帮大学生紧跟先贤，到中国农村去福传的经历；刘老师提到约翰卫斯理说全世界都是基督禾场，倡导灵恩、福音等各宗派要合一，高举基督，定睛福音大使命；紧扣一个福音、两个国度、三层天的圣书世界观，释放天国公民权柄、唤华夏身份觉醒。

刘老师见证了2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信徒信仰的火热。农村信徒坚持早晨5点钟的晨祷、很多年轻人把人生奉献给上帝，奔波于大江南北分享福音。而大家所做的，是效法来华宣教士先贤，好比来到中国农村宣教的戴德生。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于1854年首次抵达中国，当时中国正经历内忧外患的剧烈动荡。刘老师在英国见过戴德生故居，刘老师感慨当时的房子现在依然很漂亮，戴德生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心甘情愿来到了中国，而戴德生下的乡，比这个时代很多人去过的乡下都苦。

戴德生父母“危险”的祷告

戴德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源于他父母的祷告。

戴德生的父母是戴雅各(James Taylor)和贺美雅(Amelia Taylor)。这对虔诚爱主的卫理公会夫妇对远东地区未得之民有火热的负担，他们曾为他们的新生儿祷告说：“主啊，愿你赐给我们的儿子将来为你到中国服事。”

随之数年后的一天，十几岁的戴德生在一次迫切的祈祷中，躺在地上，经历了一次属灵上的重生。戴德生后来说：“我在上帝面前有说不出的敬畏和说不出的喜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戴德生拼命地预备自己:学习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普通话，全副精力更深入地读经祈祷。

“危险”祷告的传承! 一个家族6代的传承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出发，次年春天抵达中国，52年后，戴德生带着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

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戴德生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戴德生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戴家每一代都有人献身于中国宣教。

戴德生之子戴存仁在华宣教时间长达64年之久；戴德生的儿子戴永冕(James II)也终身奉献给中国教会，先后在河南、陕西、台湾等地拓荒布道、建立教会、开办圣书学校，为教会培训人才；戴永冕的儿子戴绍曾( James III)于1929年出生在开封，珍珠港事变后，曾被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戴绍曾的儿子戴继宗(James IV)于1959年出生在台湾，现在已成为台湾人的女婿。正如其名“继宗”一样，他继续事奉祖宗所事奉的上帝，继续关心祖宗所关心的中国。如今华人的血已融入戴家，戴家的第六代正在成长。几年前，戴继宗与妻子带着年少的儿子戴承约，来到镇江戴德生的墓碑前，向上帝祷告求那大大感动戴德生的灵，继续感动戴承约，盼望他也像先祖一样，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中国人。

“危险”祷告继续感染剑桥七杰

最使戴德生夫妇难忘的，是他们带着从宁波来的王来君到布里斯托拜访了伯赛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的慕勒(George Mueller)。此时慕勒已在爱希莱丘原(Ashley Down)建成了孤儿院的三座新大楼。戴德生应慕勒邀请，在伯赛大教堂和爱希莱丘原上的孤儿院讲道。

1864年5月，戴德生夫妇和王来君前往新的都市会幕 (Metropolitan Tabernacle)，去听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讲道。戴德生和司布真互相倾慕，而司布真也请戴德生讲过道。内地会的构思实际上已经逐步具体化，它的名称“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匾额那时已经挂在他朋友柏迦的客厅上。

在戴德生的感染下，剑桥七杰(The Cambridge Seven，6名剑桥大学学生和1名皇家军事学院的学生)在1885年，决定透过内地会成为中国传教士。

效法先贤——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约翰·卫斯理曾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刘老师解释说，全球都是福音的禾场——这就是教会国度化，教会需要国度化的眼光。刘老师勉励听众，福音可以进中国，也可以出中国，大家做教会需要有国度化的格局。刘老师倡导灵恩、改革宗、福音派等各宗派的合一，高举基督，定睛福音大使命。

两个国度的争战：分享福音需要基督的权柄

刘老师转述了曾听过的印度宣教士——保罗·休伯特对印度传教困难现状的分析。

很多宣教士去印度宣教，发现很多印度教徒不接受基督教信仰，原因是很多宣教士持有科学的宗教观。他们到印度宣教，发现很多拜神、拜鬼的情况，也常常见到一些超自然现象。而这些印度教徒去询问西方宣教士时，宣教士们解释不了这些超自然现象。

保罗·休伯特认为这是很多宣教士去印度传教多年，但印度教转信基督的人很少的原因。因为印度人觉得，“你们的信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超自然的东西，而印度教里面有很多超自然的东西，你们还解释不了，我们干嘛要信基督教？”

刘老师认为，基督教在印度传不出去是因为没有神迹奇事，这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情况。基督信仰进入中国农村教会时，很多老传道人都见证有很多神迹奇事，比如整个村子都拜偶像，就因为家里有人生病，被鬼附着。传道人来之后，医病赶鬼，上帝的能力也伴随着传道人。

圣书的世界观，除了物质世界，还有灵界存在——这是中间层次，问题出在第二层天——灵界的世界被排除了。基督的国、光明之国，在对抗黑暗的国。门徒有天国的权柄，耶稣说自己所做的门徒也要做，并且要做比主更大的事。

富勒神学荣休教授柯瑞福曾说，赶鬼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这是权力对峙。刘老师认为，今天在分享福音和践行大使命时，当知道这个灵魂是被很多壮士抓着，异教的灵捆绑着这些人。如果不能捆绑后面黑暗的壮士，就无法把人从这些黑暗中救出来。这是在印度分享福音时，解释不了超自然事件发生，传不了福音的原因。

最后，刘老师呼吁听众，觉醒自己是天国公民的自我意识，并呼吁华人基督徒兴起，效法先贤“全世界都是我的禾场”——带着这样的心智去分享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