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需要路加：作者从《立于磐石》的出版过程反思传统文字事工的价值

《立于磐石》新书发布系列讲座（一）
2025年6月21日上午，《立于磐石》新书发布系列讲座第一场“中国教会需要路加——从《立于磐石》的出版过程反思传统文字事工的价值”线上举办。

此次活动是由恩道出版与《教会》杂志联合主办，由恩道出版的同工担任主持人，《教会》杂志的编辑马可弟兄受邀为嘉宾，主讲人为《立于磐石》的编译作者亦文，她分享了此书创作出版的原因、内容和特色，以及AI时代下的传统文字事工的价值。

亦文，复旦大学法学博士，梅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自由撰稿人，专门从事宣教史料的编译和宣教历史、差传学、散居现象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参与政府机构社会调查。

一、《立于磐石》创作出版的起因

在谈到为何会有《立于磐石》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时，作者亦文表示，在一位编辑的引荐下，她读到了一位作者在内地会会刊的基础上整理出的内地会传教士传记的书稿，在将它改编为舞台剧的过程中，她发现作者使用的文献是China’s Millions（中文翻译为《亿万华民》）。

为了了解文献原来的样子，她在不同的城市、国家、档案馆和神学院去寻找并逐页翻阅。这个过程中她发现文献中的“每一页上面都讲得是关于我们中国人的故事，但是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而且是用英文的形式来展现”，而且“它里面的一些照片、一些文字，有的地方我们看上去非常熟悉，但熟悉的同时又觉得比较陌生，因为它隔着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各方面的隔膜”。她心想，这本期刊英文的样子都很吸引我的话，如果将它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呢？

她介绍这本期刊的内容说：“这份期刊，至少在中国的期间长达77年，每月都有推出，它就像一部宏伟的史诗，用真实而细腻的方式，又系统地记录中国内地会深入中国各个省份拓荒、建立教会和发展的过程。”

为此，她开始对文献资料进行逐篇逐字的翻译。《亿万华民》的编译最早是在香港时代论坛的周报上以连载的形式推出，之后在双月刊的教会杂志的历史专栏进行转载，后来变成主题系列的文献整理。

二、《立于磐石》的内容和特色

亦文从四个方面——史料编译与历史书写、宏观史观与案例研究、过去的事与历史阐述、《立于磐石》与其他作品——详细分享了这本书的内容和特色。

（一）史料编译与历史书写

她表示，最初《亿万华民》的翻译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方式，尤其是1875年创刊的一两年内，由于文章比较短，因此可以用自己的文字串起来。但从1878年到庚子教难前后的文章内容越来越长，也越来越深，越来越丰富，已经超过了夹叙夹议的范围。在与同工商量后，最终将其定义为“史料编译”的风格。

之所以这样定位，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史料本身就非常宝贵、非常有价值”，没必要添油加醋以符合现代人的胃口。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原汁原味地来展现这些史料，避免过度地剪裁或者编辑，我们让这些史料自己来说话”。她认为，每位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背景、教会生活和思考来进行阅读的，作为翻译者/作者，如果过度地把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参与到对史料的编辑里，就不能让这些史料自己说话。

但同时她也强调，《立于磐石》这本书不仅仅是单纯的史料翻译，也是带着作者自己的思考，也有一定的编辑和组稿在里面。每篇文章前面会有一小段引言，提供背景信息，让读者知道这些文字是在什么时代和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在展现完史料后，也有“译者的感言”，篇幅会更长一点，会结合当代华人教会的处境，查看在今天有什么方面可以应用，对今天的教会建立有什么帮助。如果用比喻来解释的话，《立于磐石》不是单纯的圣经，而是带有注释的祈祷本/灵修本，即完整展现了史料，但也有注释帮助大家理解文献。

那作为华人，我们是要继续将西方史料翻译为中文，还是可以自己做研究、书写自己的历史呢？对此，亦文表示，对于那些有积累、有学术背景、有语言优势的学者可以自己看文献、做研究、进行历史书写。但对于绝大多数传道人和弟兄姐妹来说，在看原来的文献都有障碍和困难的前提下，让他们做历史研究，就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因此，她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将西方的文献整理出来的事工中。

（二）宏观史观与案例研究

亦文介绍说：“《亿万华民》是一个差会的会刊，《立于磐石》这本书是这个会刊在特定时期的资料，差不多是1899-1905年的文献整理出来的，并不包括内地会所有的资料，也不包括其他差会的资料。所以，它只是阶段性的一个案例研究，但这个案例研究会帮助我们对宏观的史观有一定的贡献。”

她发现，有些关于历史比较流行的说法，其实是人云亦云，如同空中楼阁，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和史料去做沉浸式阅读，也没有脚踏实地引用当时人说当时话的文献。但通识和专题之间是有互动的，“我们对专题的了解会帮助我们对通识的一个理解。”她这样说。

就像读经不能断章取义，而是要通过整本圣经来看一段经文；同样地，对一段经文的理解，也可以重塑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拿《立于磐石》这本书来做案例的话，如果了解了内地会所属的教会在庚子教难前后经历了什么，那对于今天普世教会的重建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通过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特定时空历史的深入了解，也可以重塑我们对赴华宣教士的理解。

（三）过去的事与历史阐述

大众对于历史的理解就是“过去的事”，对此，亦文解释说，历史本身或者说史学，是一种学问、学科，也有自己的学术规律。不同的时代分享同一个历史的目的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不同学科的学者看过去的事情，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不一样。

在过去，提到庚子教难时，更侧重反思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比较个人性的，即通过缅怀先贤、纪念死难者，来查看自己如何更好地信主、服事主、传福音。然而，《立于磐石》这本书是从“教会治理”的角度来解读这个史料的，这个读史观和过去侧重个人灵命塑造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未来华人教会在投入境内外跨文化事工时，要学习很多功课。而作为华人教会，我们最宝贵的资料库就是，过去西方宣教士是怎么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很好地学习这些功课，可以避免过去的很多错误，也会学到值得我们继承的做法和一些属灵的特质，并可以将这些带到我们要服事的群体中去。

（四）《立于磐石》与其他作品

过去也有很多研究庚子教难的华语文献，那《立于磐石》这本书与过去的那些文献有什么不同呢？

作者亦文说：“《立于磐石》这本书我比较看重它的综合能力。”就像人有综合能力一样，这本书也有它的综合能力——是从“多维”的视角打造和推出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文字人的思维和标准，和其他事工的人写出来的不一样；
有英文的能力，对古文也要有一定的底子，才能看明白清朝末年的文案、文书；
由有教会生活的门徒来写作，与文化基督徒却未必委身教会甚至未必得救的基督徒写出来的不一样；
研究历史有自己的方法论，研究宣教历史无法孤立地将其作为教会历史去看待，要参考当时的外交、政治、军事、中西交通史等，对中国光绪年间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要有一定的把握。

 她总结说：“有教会生活的门徒，同时又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在中文和英文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把握，用文字人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写出来的文字就不一样。”

《教会》杂志的同工马可弟兄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教会口”的概念，就像他的一些媒体朋友在各个“口”一样，比如民生口、时政口、服装口、电影口等。当社会新闻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媒体都要去凑热点，但其实不是所有的热点都属于我们“口”的。

他说，我们是属于“教会口”的，并强调“教会口”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口，也不是教会和社会关系是什么的口，这些只能说是教会功能的一个视角。而“教会是认信耶稣基督，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的，教会是向上敬拜、向内门训和向外有使命的”。虽然有教会向着社会的改变的视角，但这个位置在哪里，需要我们有相应的理论思考之后，有教会论的探讨之后，我们才可以说，这是我的核心关注和周边关注，以此为我的视角去作这个领域资料的处理和研究。

然而，关于中国教会历史的研究很多时候关注的是中西文化交流、政教关系、社会关系、解开对信仰误解等方面，以“教会本身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献和资料的人是很少的，而《立于磐石》就是这样一本书。他说：“《亿万华民》内地会宣教士的工作，他们也是在关注得灵魂、建立教会时产生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这是在历史文献的挖掘和学术研究中相对缺少的一种视角。

三、AI时代下的传统文字事工

2022年初，亦文在《教会》杂志上推出过两篇文章，来推广《亿万华民》的翻译和文字事工，从那个时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AI 的普及。

2022年是自媒体的时代，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很多肢体成为文字工人，她认为这是很好的尝试。但在自媒体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坚持作者、编者和出版社的传统模式呢？就像《立于磐石》的新书发布邀请了这三方参加。亦文认为，这个模式是团队的模式，虽然各自要完成自己的那部分内容，但是整个成书的过程有彼此提醒和监督的成分。比如这本书的单篇文章发表经过三审三校，出书又再经过了三审三校。而自媒体是自己写、自己编、自己翻译、自己校对，是一个人的视野和眼光。

当有人在AI的帮助下成为畅销作者并赚到很多钱，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写作时，问题就来了——今天原创性的写作有什么意义？亦文表示，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来创造我们，而在上帝的形象中就包括创造力。而且，即便我们写得没AI好，但我们的作品就像祭物一样，是献上给上帝的。

她发现，很多有文字恩赐的肢体很少成为文字人，即专注做文字事工。有些人被“抓去”做牧会，或者其他重要的事奉，因此不会有时间和脑力安静下来阅读和写作。在她看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而专业文字人不是在象牙塔闭门造车的人，而是有教会生活的门徒，在教会扎实地有机生活，同时又用文字服事教会。

“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马可弟兄用契诃夫的这句名言来回答“莫泊桑的小说写得那么好了，为什么我还要写作？”以及“今天的时代，AI和自媒体已经发出很多声音了，为什么还要持守传统的文字事工？”他认为，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讲，叫得声音大的“狗”要叫，叫得声音小的“狗”也要叫，用上帝给的声音“叫”就可以了。

他表示，自古以来，文字传播看重的是时间的长度和广度。古埃及有石版上的法典，它只能立在那里，无法传播，这看重的是它长远的影响力和稳定；而蒲草纸上的文献，看重的却是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如果想要更关注内容，想发挥长久影响力的话，很多时候需要忍得住寂寞，尤其是现在广度的媒介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娱乐性，而传统阅读中给人解闷的、娱乐性的功能越来越掉落的时候。

讲座最后展示了2008年亦文在《教会》杂志上发布的一篇名为“中国教会需要路加”的文章结语部分。17年过去了，当再次看到这篇文章时，亦文发出很多感慨。她表示，如果她没有用文字将自己的感受定格下来，她是不知道十几年前的她在想什么以及是怎么想的；当有人想查找关于文字事工的文章时，她将自己的这篇文章转给了对方，旧文章十几年后依然还值得转发，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而且100年后，这篇文章可能还会成为研究2000年代中国教会文字事工的史料，即便也有同工会议或者一些相关对话，但如果没有文字记录下来的话，100年后的学者可能就错过了这些信息。而且，即便这篇文章不具有代表性，但因为形成了文字，就有可能被传承下去。

她表示，每个时代都有每一代的文字需要，或者说有记录历史的需要，这是不会过时的。

重新去看十几年前的这篇文章，她有一个新的认识：“保罗用生命改写历史，但是路加用文字记录历史的时候，他也在书写历史，尤其当使徒行传里面的‘他们’变成‘我们’的时候，路加这位记录者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她说：“当我们以各样的恩赐来服事教会和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故事便融入了上帝的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