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前苏联

再移民：俄裔德国人返回俄罗斯

越来越多来自俄罗斯的德国人开始抛弃他们的历史故土德国，举家迁回前苏联加盟国。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特别受到这群人的欢迎。俄罗斯及德国的媒体开始越发报道起这个话题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只有数千人离开德国，但现在，根据消息源的说法，可以怀疑有数万人或更多人离开德国。俄罗斯媒体甚至还宣称有50万俄裔德国人打算离开德国。

好吧，即使这些数字有被极大夸大的可能，但实际上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德国同胞们在公开探讨他们对移民俄罗斯的兴趣。在这些迁回者当中，年轻人和虔诚基督徒有着明显多数：门诺会、浸信会和五旬节派。

就在几天前，我在城镇上的旅行社外面遇见一位保守派浸信会年轻女信徒。她告诉我说，自己和丈夫及三个孩子要永远离开德国，搬到俄罗斯联邦的北高加索地区。她还说自己不能看到孩子们在这个反基督教的德国长大成人。这位女信徒能说一口流利德语，于是我问她是否是俄裔德国人。她回答道：“是的，我来自一个俄裔德国人家庭。我的父母亲在四十年前来到德国。我自己出生于德国，但我还不会说俄语。我的父母亲和其他亲属也将与我们一道搬走。”

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得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在经过多年的德国生活后，又搬回一个他们经历了数十年屈辱、迫害和压迫的地方去呢？如果不是他们自己，那会是他们的父母亲和祖父母吗？

在苏联系统的地狱中，几乎不存在一个没有做出过可怕牺牲的俄裔德国人家庭。以我自己的家庭来说，祖父母那辈人中只有少数几位亲属活了下来。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死于古拉格集中营。全家人不止一次被迫放弃房屋农场，为着勉强活下去而战。就像我的家庭一样，大多数人俄裔德国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难道这一切都被人忘记了吗？对俄罗斯的奇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什么促使基督徒迁回到他们曾经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歧视和压迫的国家呢？这个前苏联帝国真的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

像上述这类问题从未停止过。维拉·马特洛克（Vera Mattlock）恰如其分地提到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现象”。是由于德裔回归者（德：Aussiedler，指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从其加盟共和国移居德国的德裔人口，也覆盖了来自东欧的德裔人）难以融入德国社会，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欧洲共同体和特别是德国生活的一大特征吗？还是说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本身的发展吸引了人群？

失败的融合：在德国找不到家园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大多数“再定居者”而言，如神学家兼作家的赫尔曼·哈特菲尔德（Dr.Hermann Hartfeld）曾经说过的那样，回到德国就是“回到远在异国他乡的家”。

我自身与这位作家故事中的主人翁们抱有同样的感受，从第一天起，我与德国在社会及文化上就格格不入。1976年的时候，我还真愿意转身回到爱沙尼亚。我的大多数同胞也抱有同样的感受。

很快，我们这些移民就成为当地人眼中的异类。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与当地人）不一样。而说到我们有多么地不愿意地去适应当地人，首先可以从德裔回归者宗教会众的形成说起。

大多数俄裔德国人浸信会信徒很快就脱离了德国浸信会联盟，五旬节派信徒脱离了自由基督教会联盟，甚至连俄裔德国人路德宗信徒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协会。

在教会之外，俄裔德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独立存在于当地人之外。在北威州的几个聚集地，比如东威斯特法伦-利佩、比勒费尔德、科隆-波恩和上贝格县，都出现了俄裔德国人占人口多数的真正飞地。他们勤奋工作，接受每一份工作，放弃花销昂贵的度假旅游，很快就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别野”（译注：这里取自海外华人圈中对于“别墅”误读为“别野”的经典发言），引得当地邻居羡慕的目光。在我们移民后的几年里，只有少数人成功融入当地社会。

那些回到俄罗斯的人以德国人不肯接受他们为由，来为自己的回国决定作辩解。现实上，他们融入德国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

在2016年搬回俄罗斯的卡塔琳娜·米尼希（Katharina Minich）说：“我在德国生活了26年，但它从未成为我的家乡。我一直是在德国的俄罗斯人，因为我来自前苏联。当地德国人从未视我为与他们平等的人。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连我们在德国出生的孩子还是俄罗斯人。”

同理，22岁的埃莉萨（Alisa）向德国媒体讲述了自己和她姐妹在学校里受到当地学生和教师骚扰的经历。她的姐妹被他们称之为“俄罗斯荡妇”。至于在2016年搬回到西伯利亚西部阿佐沃的谢尔盖（Sergei），他报告称在工作中，上司和客户一旦发现他来自俄罗斯，就会给他带来麻烦。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这种反应。我也可以把我在某些圈子里遭遇到的轻视写成一本书。这些行为鲜有正当理由作支撑，但往往却是我的乡巴佬同胞们的过错。他们将自己与当地隔离起来，就像当地看待他们为俄罗斯人一样。

新家园的异化

除了当地人不肯接受俄裔德国人之外，担心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所导致的德国大规模异化也日益突显出来。

在很多地方，俄裔德国人感到自己生活在外国。他们在移民后搬进的社会住房现在被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难民抢走了，这些难民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而在俄裔德国人看来，他们过于吵闹和不守章法。

见证了几十年人口变化的俄裔德国人欧根（Eugen）说：“在杜伊斯堡，你在街头听不到德语。商业街更像是伊斯坦布尔。”作为历史故乡的德国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混合体，某些方面与我们在前苏联流放地（比如说前苏联的中亚）的经历类似。

政治家对待难民的态度也会引发怒火。由于大部分难民被排除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他们很快就会给人一种“白吃白喝”的印象。而俄裔德国人最痛恨的就是懒惰的人，因为这些人只会让公众来养活。当然，与其在政治上反驳这种论调，不如归咎于难民他们本身。人们不愿意待在一个外国人越来越多的德国。

性别主义：学校中的性教育

除了融合失败和认为有外国势力渗透德国的危险之外，还有特别是针对基督徒的新自由主义性别主义哲学，以及与之对应的学校性教育。

安娜（Anna W.）在1999年还是孩提之年就来到德国，但她现在已经在2022年举家搬到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她就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们有着很好的生活，我丈夫和我都有工作，我们进行得很顺利。当时，我们决定搬家是因为针对年轻世代的不合理、荒谬的性教育政策。我和丈夫是传统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一男一女进入婚姻，然后有孩子。这是家庭的基础。其他任何方式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有很多熟人都有这种看法。他们中有一些已经回到了俄罗斯。”

俄裔德国人基督徒认为，国家和学校对于性别多样性的大力支持是对圣经理念的直接冒犯，他们彻底否定同性恋和其他性倾向及圣经中的此类种种。有针对性、强烈追求的性别教育被他们划归为反基督教行为并遭到他们的反对。

当然，像这样的战斗往往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在德国，让孩子远离性教育并不如像让他们完全远离学校那番容易。任何试图这么做的人都有可能彻底失去孩子。

俄罗斯世界，集所有荣耀于一身的传统价值观

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努力维护传统基督教婚姻和家庭价值观。LGBTQ运动在政治上被视作极端主义而遭到禁止。普京签发过总统令，在俄罗斯禁止任何跨性别手术。在学校里，家庭研究课程会教授传统基督教婚姻、性道德、守贞和家庭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对于普京体制而言至关重要，他的这种体制基于“俄罗斯世界”（Russki Mir）这个理念，也就是莫斯科要作为第三罗马的历史使命这一末世愿景。根据这一理念，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整个国家都是那些想要逃离反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的安全避风港。

出于这种心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24年8月19日签署了第702号法令，对俄罗斯入境和移民问题作了根本性改革。法令允许认同“俄罗斯传统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人更容易去到俄罗斯。这还意味着移民俄罗斯不再需要俄语或者历史知识。因此，俄罗斯欢迎全世界的保守派基督徒，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俄裔德国人。

他们对再移民这个想法越来越开放。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公民也因为政治原因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吓住他们。我听那些渴望离去的人说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希望按照圣经方式生活的人在俄罗斯会过得更好”。

于是乎，他们收拾好行李，回到了几十年前父母亲因为害怕无神论和迫害而逃离的国家。一切都如他们的期望吗？

俄罗斯世界这个理念首先是一个东正教的理念。牧首基里尔和总统普京都强调了这一事实。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未来会对其他信仰者的宽容程度会如何，还请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历史上来看，他们在与各个宗派打交道时从不手软，比如那些喜欢诋毁其他教派基督徒的人。这个俄罗斯帝国的福音派自由教会在这方面可是写了不止于一本著作。

俄罗斯存在着一个民族思想。在这里，俄罗斯所有居民都团结在一个俄罗斯大民族群体之下。激进俄罗斯化是这一思想的根源。

几个世纪来，俄裔德国人一直在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独立而斗争。他们既不想成为俄罗斯人，也不想当东正教徒。他们的这种态度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了呢？还是因为俄裔德国人在德国感受到巨大压力而忽视了所有的警示信号呢？

在西欧逃离敌基督，然后希望俄罗斯继续成为所有虔诚之民的安全港。坦率地说，这种想法非常天真。新约明确提到了敌基督时代，还非常清楚地强调，所有人及整个世界，都会被撒旦所欺骗（《启示录》12：9）。

圣经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政治生态圈！尤其是那些手拿圣经来为自己逃离德国辩护的基督徒，其实更应当好好读读全本圣经。

源自Evangelical Focus。原作者约翰尼斯·莱默（Johannes Reimer），生于1955年，在前苏联长大，1976年移民德国。这位神学及宣教学名誉教授撰写过大量有关俄裔德国人命运的文章，也经常去往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的回归者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