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克果：在孤独中挣扎和寻索的后现代主义先驱

索伦·奥比·祁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译基尔克果、祁克果、吉尔凯高尔等，丹麦神学家、诗人、社会批评家及宗教作家，被誉为基督教新正统主义开创性大师，也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他一生孤独地生活，却不断与自我内心、周围人尖锐地碰撞与冲突，其中充斥着对上帝的反叛与追求、与父亲关系的紧张到和解、与恋人的相爱到分手、与报刊的冲突与论战、与教会的分歧与批判。这一切也不停地激起他内心的思考与寻索，留给后世大量值得研究的作品。

被唤为“叉子”的小儿子有太多焦虑

在一座老派的房子里，处处弥漫着严肃的气息。正是这里，一个身材纤瘦、穿着紫红色小外套、四处跑动的男孩便是小祁克果了。他自幼深受柏拉图作品中苏格拉底形象的影响，领会并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反讽风格，说话尖锐带刺，就连自己的父亲有时都称他为“叉子”。

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母亲埃内“是个和善的小个子女人，有平和愉快的性情”，常像母鸡一样保护着他与哥哥，但他从未在作品中提起她，反倒在记录父亲去世时，称父亲为“忠实的朋友”。他的父亲笃信基督教，以家长制的方式强制性地向孩子们灌输基督信仰。祁克果常说，父亲的这种教育既疯狂又残酷，“他失去了童年，从一个孩子的时候起，就开始扮演起一个忧郁的老头儿”。

祁克果本有六位兄长与姐姐，除了哥哥彼得，其他人都相继早世。他的父亲觉得那是因自己的罪而受到的上帝咒诅，于是长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祁克果先天患有脊柱病，他也果真如佝偻着背的老头儿，以忧郁的目光与心送别着自己家中去世的至亲，在死亡、焦虑的纠缠中孤独地成长着。

不愿只追求知识，期望明白上帝对自己的期待

八岁的祁克果在校上学时，他常和同学争吵、与老师冲突；进入大学后，他主修神学，却又对历史和哲学提不起兴趣。他不想只追求知识，不愿献身于学说，也不期待成为传统哲学家，更不希望传授一种虚假的基督教。

当时的年代，基督教已成为丹麦国教。只要一有婴儿出生，基本上就直接受洗，孩子们从小习惯性地加入教会。在祁克果眼里，绝大多数基督徒接受信仰也只不过是被周围的环境所迫，随大流而已，这样衣冠楚楚地前来礼拜的人们，顶多算是个挂名基督徒；而教会里的传道人如同被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缺乏真正重生的生命，讲道内容也显得假冒为善。祁克果对教会的现状非常不满，想法也与过去传统的基督教很不一样。他常批评教牧人员的心态，揭发教会的问题。

祁克果喜欢用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思考。他写道：“我自己真正缺乏的是要让我自己明白，我应该做什么，而非我应该知道什么，尽管知识显然应该先于行动。重要的是寻找到我的目标，明确神意真正希望我所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为我的真理，找到那种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 祁克果所做的思考都围绕着“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但他是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以“个人”来对抗黑格尔“体系”。这成为了存在主义思想的萌芽。

但他反感教条主义，不愿将自己的思想写成哲学理论，而常常换不同笔名用文学形式表达。因此，读他所写的书并不会有一种哲学论述的晦涩或受权威人士的训诫感，而更有一种孤独、无助的人前来在挣扎中求问、在思虑中摸索的互动感。

失去和解的父子关系与订婚又悔婚的爱情，触发他的第一波写作热情

祁克果与自己父亲的关系充满了猜疑与紧张。除了童年受到严厉管教的压制外，他从小就敏锐地觉察到父亲表面的虔敬背后似乎藏着说不出来的秘密。直到有一次父亲醉酒后说出了自己的过犯，他才明白父亲的罪咎与苦恼。揭开的真相却一度成为祁克果的精神负担，他对父亲的品行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极度困惑，觉得自己的出生是罪的结果，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后来，他与父亲的关系紧张到彼此分居。

但在这样破碎的关系中，父亲主动且努力地迈向他的小儿子，向他坦诚地忏悔。祁克果深受感动、与父亲和好，并再次坚信上帝。遗憾的是，父子关系刚刚和好不久，父亲便去世了。他说，我多么希望父亲能再多活几年，我把他的死看作为了爱我而做的最后的牺牲，为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使我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此后，他的多部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父子关系的痕迹。

祁克果与维珍妮·奥逊的爱情，充满了纠结与迷惘。他遇见这个只有14岁的女孩儿时，真实地告白说：“结识她半年内，我在自己心里充满着的诗情比世界上所有小说中的诗情加在一起还多。”他父亲去世后，他决定向她求婚，他感到自己无比幸福。

然而，祁克果在订婚后的第二天就后悔了，他一边在日记中写下了对奥逊的爱，一边却陷入了迷惘，就像自己犯错了一样，而且这种痛苦无法用笔墨形容。

尽管两人仍彼此相爱，但他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想要退婚。他认为，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忏悔者，不这样忧郁，那同她结合就是梦寐以求的无比幸福的事，但这样就必须隐瞒许多事，这是将婚姻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上，不会给心爱的人幸福。虽然奥逊不愿与他分手，但他却一边承受着自己内心的悲伤，一边坚决退回了订婚戒指。

此后，这个倔强、聪明又略带着点神经质的男人便开始了对奥逊每日的想念与祈祷。后来，他写到如果有人问及“自己怎么被教育成一个作家的？且不说和上帝的关系，要归功于我最感激的一位老人和我欠情最多的一位年轻姑娘”。其中这位“老人”是父亲，而“年轻姑娘”是指奥逊。

实际上，分手后的祁克果独自忍受着煎熬与失落，在有些书中，他还采用“暗码通信”以向奥逊倾诉衷肠。对父亲与爱人双重的失去成为他写作的动力，短短几年内，他便出版十多部著作，达到了一个创作的高潮。

站在悬崖边上，依靠“信仰飞跃”经历上帝的大能

祁克果无意是对生命过于认真、对思考极为深刻的人。他觉得人们必须直面自己的生活，直面自己遇到的问题，要意识到人人都是站在悬崖边上做决定的。人要么站在悬崖边上，感受恐惧、焦虑、战栗、绝望和忧惧；要么就奋起一跃，相信能够跃向彼岸。他把这种从理性到信仰的纵身一跃称之为“信仰的飞跃”。

他将人的存在分为三种不同层面：“感性”、“理性”和“宗教性”。“感性”层面的人比较主观，热衷生活体验，对世界没承担、没责任，感觉世间处处充满可能，极具创造力；“理性”层面的人更为现实，强调生存法则，对世界有承担、有责任，认为世界处处设限，面对疑问只能放弃。这就需要人依靠“信仰的飞跃”，去进入“宗教性”，以信仰战胜由理性提出的质疑与否认。在《恐惧与战栗》一书中，祁克果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著名故事为例，来阐述这种“信仰的飞跃”。

若亚伯拉罕不在乎自己儿子的死活、也没有道德伦理和情感挣扎，只是将以撒献祭作为一种在上帝面前严格律法式的听命的话，那他的行为就毫无意义。事实上，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理性的正常人，但他还能顺服在上帝面前献上以撒，这就是“信仰的飞跃”。在信仰中飞跃，最后经历了上帝的大能。于是，祁克果认为不通过理性，是不会有信仰的。

他的结论是：人在不同存在层次会有不同的绝望。感性的人为世俗物事绝望；理性的人为拒绝自我或选择视绝望为最终真理而绝望。脱离绝望的唯一方式便是信仰，实现自我的唯一法门就是选择信仰。

意外挑起的以文论战将他逼入孤僻之角，开始第二波创作高潮

深受原生家庭影响的祁克果自以为最多只能活到33岁（耶稣33岁钉十字架受死），因此他倾注全部心力写作了《对<哲学片段>所做的最后的、非学术性的附言》。他感谢上帝让他说了自己需要说的话，觉得在哲学方面已不需要再写什么别的了。他打算搁笔隐退，做一名乡村牧师结束此生。

但上帝并未让他遂其所愿。1846年，《海盗报》一篇赞扬他的文章激怒了敏感的祁克果。他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世俗刊物，被它赞扬实在是很羞辱的事。于是，他发表文章开始公开反击。接下来几乎整一年时间里，《海盗报》发出数篇回击文章，从他的生理缺陷、穿着长相、家庭财产到生活习惯等全面抨击，还配上了时新的漫画，以让祁克果成为笑料。在来回的笔战中，他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与理解，反而受到更多无情地嘲弄与奚落。

他觉得哥本哈根的人们此刻拥有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视他为一个寄生虫、懒汉、游手好闲之徒、就是个零。他虽然每天还是散步在街上，但唯一忠实的“朋友”便是随身的那把雨伞。

他孤独而孤傲地看自己为一棵松树，自私地与世隔绝、向上生长、没有投影，只有野鸽筑巢。在孤僻的角落，他的想法在上帝的里面得到转变。他觉得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要留在写作岗位上。这是上帝让他在34岁时领受的特殊使命，让他为真理蒙受痛苦、为真理做见证人、向时代阐明基督信仰的真义。从此，他着手宗教写作，并抛弃使用各种假名而直接以真名留下了《爱的作为》、《不同情境下的启示性训导文》、《致死的疾病》、《基督教的锤炼》、《上帝的不可改变性》等一系列作品。

最后的战斗、最后的孤独、最后的爱

在祁克果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一直以“骑士”般的精神与丹麦国教展开对抗。在他察觉到自己曾写下的大部头宗教书籍无人问津后，就开始调整战斗策略，他改用在报刊发表文章、出版系列小册子。这些内容短小精悍又通俗易懂，不带高深的理论却尖锐而深刻，甚至指名批判自己过去的老师、丹麦大主教马腾森，还公开号召人们停止官方礼拜、退出教会。但他收获的却是教会的沉默与大部分公众的敌意，连与在教会服事的哥哥彼得的手足之情也就此断送。他将自己再一次推向更深的孤立。

1854年年底，他以报纸为阵地，继续以文字为武器开启反对教会的战斗。隔年10月，这位宣扬信徒要作“内在骑士”的战斗者晕倒在街头，被人送往医院。11月，辞别人世。

在生命的尽头，他拒绝哥哥彼得的探望，也拒绝丹麦国家教会的圣餐。他幼时的朋友博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他起初回复：“没有”，但后来又说：“请替我向每个人致意，我爱他们所有人。我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我在肉中扎了刺，因此我没有结婚，也不能担任公职。” 生前，祁克果表示，自己对完成的工作感到幸福和满足，唯一的悲哀就是不能和任何人分享这幸福。